据中国人口学会公布的消息，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政策法规研究室副主任杨慧，聚焦参加职工社会保险费用和假期工资两项直接成本，进行育儿假成本的测算，测算结果显示，企业承担每个有3岁/6岁以下孩子的男女职工的育儿假成本，全国平均为1.72万元，二孩、三孩对应的成本更高。杨慧表示，育儿假是有代价的，社保性成本占两成，工资性成本占八成。

“育儿假是有代价的”，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。对于这一课题的严肃探讨，必然要基于实证数据的专业测算。最新研究结论表明，“企业平均需承担1.72万元的育儿假直接成本”，解读这一数字，绝对金额的高低是一方面，而更重要的是，企业一方所占的相对比例。一个颇为尴尬的事实是，在很多地方，作为雇佣方的公司主体，几乎是“育儿假”的唯一买单方。

近年来，在鼓励生育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背景下，不少地方制定了生育福利政策。统计显示，截至2022年4月底，全国已有27个省对有3岁(6岁)以下子女的男女职工每年可休5-20天育儿假的鼓励性或强制性规定；其中，有21个省以“育儿假视为出勤”“休假期间工资照发”等形式规定由用人单位支付——换言之，这相当于“政府请客，企业买单”。

企业承担“育儿假”支出的大头，这很难说是科学合理的。这其中的道理很好理解，“生育”更多是一项私人事务、私人决定，但从整体而言，则有利于社会长远的公共利益。从现实情况看，不少企业对此消极抵触，于是地方规定的“带薪育儿假”，往往变成了“无薪假”甚至是“纸面假”。

要推动“育儿假”落地，就应设计一套公允的、可行的成本分担机制。这应该包括两个层面，首先是明确分配比例，再者则是理顺资金来源。这其中的重中之重，就是要厘清公共财政的支付责任，以及作为责任支撑的收支安排。在“生育保险基金”客观上处于紧平衡的语境内，如何辗转腾挪，设计起一套足以覆盖“育儿假”主要成本的专项支持体系，需要有全方位的思考。

在减税降费，降低市场主体用工成本、经营成本的大背景下，一股脑把“育儿假”成本压给企业，不现实也不合理。作为福利的“育儿假”，理应有更多实实在在的公共兜底，包括经费的保障、制度的保障等。（然玉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