疫情下的剑桥，更见谧静。在百年如一日的中古城镇，华人学者袁博平回想30多年来的奋斗，也许会心微笑，幸运和努力交织的命运，使他走进剑桥，写下精彩的一章？以袁先生的淡泊名利，一笑过后，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

袁博平，1954年生于山东青岛，初中因文革而辍学，当上木工。木匠工作固然是体力劳动，但学习却不因苦活而中断。回想那段岁月，袁博平喜欢随身带上一本英文书，空闲时便把书拿出来翻看，语言总算有些积累。1977年文革结束，邓小平宣布恢复高考，袁博平成为知青，翌年获烟台师范学院英语系录取。那一年，袁博平24岁。其英文程度如何？他告诉我︰“会A to Z，会一些简单字词，还有像‘Long live Chairman Mao’一类的文革口号。”

袁博平记得当时停学久矣，一旦复课，学生年龄层跨越广，由17岁到30多岁都有。同学之间有个共通点，就是勤奋学习，不分昼夜，一股脑儿啃书，以求“把失去的光阴追回来”。四年间，他的英国语言和文学的知识增长了不少，毕业后被派到铁道部职工大学当英语讲师。

到了这一刻，对很多人来说，是安顿下来的好时机；但对袁博平来说，不凡之路才刚开始。80年代，中国改革开放，出现学习英语的热潮。中央电视台开拍英语节目“Follow Me”，袁博平到北京参与制作，与当地学生攀谈，才知道原来还有考研究生这回事。1986年，他考进上海交通大学修读硕士。1988年，英国文化协会决定在交通大学甄选一名学生，向他提供全额奖学金到英国读博士。袁博平凭借这个Hornby Trust Scholarship，举家移到英国，1993年在爱丁堡大学取得应用语言学博士，此后在剑桥大学展开近30年的教研生涯。

剑桥学问路

研究院有ABD的说法，即All But Dissertation，指博士生（也作博士候选人，PhD Candidate）完成课业和口试的要求，进入撰写论文的阶段。袁博平的ABD阶段，正值剑桥大学招聘任教中文的Lector一名。Lector是拉丁文，本指礼拜仪式中颂读经文的神职人员，在大学泛指a lecturer, especially one employed in a foreign university to teach in their native language，大致为“语文导师”一类教席。

剑桥大学中文导师入职难否？这职位曾由张心沧担任，张是沪江大学英文系42届毕业生，与夏志清是同学，后负笈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博士，先是研究与莎士比亚同期的戏剧家皮尔（George Peele），此后以比较文学方法，探讨诗人史宾赛（Edmund Spenser）之“仙后诗”（The Faerie Queene），与《镜花缘》对照，声名鹊起。“香江第一健笔”林行止留学英国期间，曾在剑桥兼职教白话文，据他所言，这职位先后由捷克学者和台湾博士担任，足见竞争之激烈（见《英伦风采·剑大的中文讲师》）。

Lector面试由东方研究学院麦大维教授（David McMullen）主持。麦大维是蜚声国际的唐史专家，也是金庸晚年在剑桥读博士的论文导师。面试当天，每名参与者须作50分钟的试讲，到袁博平讲的时候，学院外面忽然有人工作，噪音太大，演讲没法子进行下去，要移师到毗邻的古典学院进行。不想这一移，中间耽误了近10分钟。袁博平大概讲了40分钟，麦大维便示意要停下来。面试结束后，被问道“有没有问题想跟进？”袁博平心想，反正剑桥工作太难拿了，可能拿不到了。无私即无畏，既然不担心这个了，怎么不讲心里的话？于是他告诉面试委员：“说好了每人讲50分钟，我在家练习，准备得很充分，时间卡得很准。为什么我的才40分钟就要停下来呢？把换教室的时间也算进去，不太公平吧。”结果，袁博平收到的，不是“回家等通知”，而是剑桥大学的聘书。

在剑桥当Lector不易，成为学者更难。50年代，夏济安移居台北，任教于台大外文系，办现代文学杂志，俨然一代文坛领袖。然怯于两岸之形势，夏济安一心想到英美，潜心做学问。夏志清知道剑桥要聘请中文Lector，问事于张心沧，获回复道：“Please however explain to him that he had better be prepare[d] to return to HK or Formosa after some time in Cambridge since immigration laws in Britain are enforced very much more strictly (hence the visa is granted with less fuss).（《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》，1959年8月1日）”，可见外国人在英国大学找工作并长期定居之难。

袁博平在当Lector的头两年，正值“British jobs for British people”的大环境。后来麦大维据理力争，袁博平终于拿到助理讲师的合约，再升为讲师、高级讲师，最终擢升为教授（Reader），并获选为邱吉尔学院院士暨学术督导。

袁博平在剑桥的教学工作，主要负责“亚洲及中东研究文学士”里的中文课程，重点在语言的部分。跟香港及其他华人社会的中文系不同，剑桥录取这些Chinese majors，大都是英国和欧洲学生，间或有海外华人的后裔。不难想象，当中大部分学生不懂中文。略懂一点的，可能仅限于口语沟通，没有书写和认字的能力。剑桥本科的四年训练，却要培养学生听讲写各方面的能力，包括书写汉字，阅读文言的能力。以成人之龄入读剑桥，仅数年时间，蜕变成中文用家，难度堪比其他由东方学系（如埃及文和波斯文等语种）和古典学系（拉丁文和希腊文）开办的传统语文科目，教人不得不佩服这些学子的能力和毅力，还有老师们在背后的付出。除了制定剑桥的中文课程外，袁博平参与编写《牛津中文袖珍词典》（Oxford Chinese Mini Dictionary），嘉惠以中文为外语的学习者。此外，他是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的常任理事，推动海外“对外汉语”和“华语文教学”的发展。

研究方面，袁博平擅长结合“语言学与实证方法”，探讨第二语言习得。其理论建基于当代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（Noam Chomsky）的学说，认为人类大脑具有语言官能，能处理深层的、具有普遍性的语法（universal grammar）；并运用统计学、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等方法，以数据来检定二语习得的各种假设是否成立。

二语习得的研究强调共性，但大部分研究仅着眼于二语英文；袁氏研究一大特色，就是运用二语中文，查看、挑战和修正现行的假设和理论。循此路径，他早期研究英文母语人士的二语中文习得。后来版图扩大，对照英文、德文和法文母语者学习中文的异同。英德法都是主要的欧洲语言，语系却有所不同；英文、德文同属德语语系，法文则属罗马语系，与意大利文、西班牙文更接近。从受试群体的选择，足见袁博平的匠心。再后来研究焦点扩张到跨语系的比较，涉猎阿拉伯文、日文、泰文等语言。近年他的研究面向，还推展到第三语言，以考察第一语言、二语、三语中的复杂性和相互关系。

从不苛责学生

我与袁博平相识，感激他在我当年报读研究院时的提携和指点，虽然最终选择了英文系，无缘成为他的学生。毕业后我们一直有联系。袁先生在我印象中，永远是那么谦逊，克尽己责，爱护学生。他感恩遇上了机会，赶上时代的末班车。我跟他的博士生交谈，大家都说他从不苛责学生，对能力稍弱的学生总是多加鼓励，对能力强的学生会“逼迫”他们向前多走一步。

2018年他来香港，到科大收集研究数据，我下课后开车与他到西贡共进晚餐。黄昏的牛尾海风景甚美，我们不知怎的讲到港大语言学系的fieldtrip传统，高年级学生必须参加，地点每届不同，有一年订在东非毛里求斯。对大学生而言，有什么比“寓娱乐于学习”般攞（音luó，粤语方言，拿、取。）正牌去远行更快活呢？

袁先生认真问了一句︰“那家境不好的同学怎么办？”公平，依然是他在兹念兹的关怀，哪怕今天的身份互换了。吃过晚饭后，正要离开西贡，我准备载袁先生回沙田酒店休息，他却坚持不让我绕路，着我顺路回家，沿途找个地点让他下车，他自己改乘地铁就好。我最后“妥协”了，把他载到彩虹站，然后回将军澳。看着他远去的身影，我感慨上一辈人不给别人添麻烦、求诸己的美德。30多年来，面对各种困难，这位铮铮铁汉，想必也是抱着这种处世的态度，一路走来吧。

今年暑假，袁先生从剑桥退休了。疫情下的剑桥，更见谧静。在百年如一日的中古城镇，华人学者袁博平回想30多年来的奋斗，也许会心微笑，幸运和努力交织的命运，使他走进剑桥，写下精彩的一章？以袁先生的淡泊名利，一笑过后，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