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生于北京，成长于奥地利，父亲是外交官。小时候，她看着父辈们远驻海外，为中国外交事业奉献青春；长大后，她投身华媒，坚守新闻战线，立志要向海外发出中国声音、讲好中国故事。

《欧洲时报》驻北京代表戴九悦，分享了她的故事和感受。

　　以下是访谈实录：

　　Q:请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。

　　戴九悦：大家好，我叫戴九悦，是一个北京生，奥地利长的中国人。

　　由于我父母的工作原因，我从小是在学校里长大的。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我读的都是寄宿学校，高中我就离开了北京，来了7000多公里外的奥地利维也纳，在那里又一次住进了当地的寄宿学校。

　　从小的寄宿生活，带给我了比同龄人更多的独立性，包括独立思考能力、对事情做决定的能力，成为了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人。

　　奥地利的十年是我人生成长过程最重要的阶段，使我了解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，同时也认识到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性。

我的本科和研究生学的都是大众传媒专业。硕士毕业后，回到中国，2015年进入《欧洲时报》北京代表处工作至今，目前主要负责与中国城市、省份对接，为城市提供定制推介方案。

　　我还多次参与涉东西方文化交流话题的电视节目录制，比如作为奥地利城市林茨的推介嘉宾做客央视。

　　工作十余年，就我个人来讲，并没有获得什么成就，只能说是得益于我的工作使我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观察者、见证者。

　　Q：作为外交官的孩子，您的成长和生活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比如可以满世界玩、见到很多外国人什么的？

　　戴九悦：作为外交官的孩子，从小体会最多的可能是离别。

　　由于父亲是外交官，我小时候跟父亲接触的很少。我出生后没几个月父亲就被外派到欧洲工作，与我和母亲一别就是几年。

　　当年没有手机、微信这些便捷的通讯条件，爸爸给家里打电话都是到公用电话亭，很贵，所以几乎很少能接到爸爸的远洋电话。

　　爸爸出国的时候我还小，也不记得爸爸的模样，只是有时候会寄回来照片，我才知道爸爸长什么样。

　　Q：小时候与爸爸之间印象最深刻的故事是什么？

　　戴九悦：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两件事。一件大概是在我3岁多的时候，国家领导人出访，我妈说代表团出访的新闻里也许能看到你爸爸，然后全家人很早就围坐在电视机旁守着等。等到画面出来，我妈指着电视说哪个是我爸，我只记得镜头一扫而过，在我看来电视里一排都是长相相似的戴眼镜叔叔，根本没有认出来到底哪个是我爸。

　　第二个童年里有关于父亲的印象就是，我5岁的时候，我爸任期结束回国，我和表哥表姐去首都机场接他。

　　我爸的飞机是晚班抵达，首都机场大厅人来送往的人已经不多了。我爸还在传送带等行李的时候，哥哥姐姐就开始往里面跑，我跟着他们屁股后面也往里跑。

　　其实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谁是我爸，我就记得当时表哥一边跑一边喊“二叔！”我心想，跟着他肯定不会认错。

刚才讲的是小时候的离别。2000年前后，外交工作人员家属随任以及子女留学政策放开后，我跟随爸爸的工作来到奥地利维也纳，那一年我16岁。半年后，在我还没有完全掌握语言，对环境也没有完全适应的情况下，父亲接到了回国工作的调任，而我既然已经踏上了留学之路，却不得不继续前行。

　　所以，父母也是做了一个不得已的决定，把小小的我一个人留在了异国他乡。

　　虽然之前十多年的寄宿生活为我打下了基础，但当时，我煎熬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也是一种历练。

　　我相信所有外交官的子女在成长过程中都与我的经历相似。所以我认为，我们的外交官、尤其是老一辈外交人员，其实为工作做了很多牺牲，比如不能陪伴在爱人身边，以及无法参与子女的成长过程。

　　Q:您从小在国外生活，从您的角度观察到的华侨华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？

　　戴九悦：我觉得，有这些(聚少离多)经历的不仅仅是外交官这个群体，在华侨华人群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人。

　　比如说那位在大英博物馆里修复中国文物的邱锦仙女士。她30年前为了将中国的古书画修复技术带到英国，而不得不选择与她在上海生活的女儿、丈夫离别。所以说在华侨华人这个群体中也有很多人为了某种事业、或是为了中国的某一项技艺的传承在做出自己的牺牲，这个是任何物质上的弥补都代替不了的，我觉得他们特别伟大。

　　Q：您为什么想要投身传媒领域？

　　戴九悦：我之所以会选择进入媒体行业，是跟我在使馆生活的一次难忘经历分不开的。

　　2008年春天，北京奥运圣火在欧洲传递时受到很多阻挠。当时我跟父亲住在奥地利使馆内，亲眼目睹很多不法分子的破坏行为。由奥地利学联组织了一场奥地利史上规模最大的华人游行活动，那个场面我一生都不会忘记。

我在人群队伍里和大家一起高举五星红旗，和写着“2008，北京欢迎您”的中德文横幅，用呐喊和歌声表达自己的抗议，当时我的感受是：我从未如此热爱我的祖国！

　　也就是这件事，促使我后来申请面试了当地一家华人报纸，《欧洲时报》·中东欧版前身——《欧洲联合周报》。我希望通过这份工作，能让我在有华人的重大事件发生时亲历第一现场，可以为当地的华人带来更多的资讯，更完美的理想是让奥地利人和当地主流媒体听到我们的声音。

　　Q：在从事媒体行业之后，您观察和记录华侨华人的视角、您对这个群体印象和感受与小时候相比，有没有变化呢？

　　戴九悦：在读书时，我接触的华人群体相对比较窄，除了外交官就是留学生。而在从事了媒体行业后，采访以及接触到了各行各业的华侨华人。华人涉足的领域之广这是我在读书时不了解的，我发现华人在很多行业内都是佼佼者。

　　另一个感触就是，海外华侨华人是一个非常热爱祖(籍)国的群体，虽然他们身在海外，很多中国发生的大事不能亲身参与者，但绝对是见证者。

比如之前提到的支持北京奥运会，还有汶川大地震后，有很多侨胞希望能通过报社把自己的钱捐给中国，其实他们都是很普通的打工人，比如中餐馆打工的厨师上班前特意到报社来捐钱；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前期，华侨华人通过各种渠道给中国捐款捐物等等。

　　Q：多年来您的工作一直深耕于“如何向海外侨胞、向外国人讲中国故事”这个领域，您可以分享一下您在这方面的经历和感受吗？

　　戴九悦：事实上，一直以来就有很多人都在为此努力，奉献着力量。《欧洲时报》2005年时与法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《巴黎竞赛周刊》合作出版过“中国特刊”。整个团队为此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，每一个法文单词都要仔细推敲，因为一个词的疏忽可能就会有损中国的形象。

曾经我们做过一篇有关云南风土人情的报道，法国记者选用了一张几个云南小脚老奶奶围坐在村口的照片。我们的编辑部老师希望调整，便与法方交涉，同时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到了云南方面，找到一张老奶奶打保龄球的照片，表现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生活和人民的新面貌。

　　类似的故事有很多，我们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，相互学习。